如果说这种制度安排在20世纪90年代尚且能够勉强适应的话，那么在21世纪之初社会矛盾叠加交织下就日渐不适了。

41 参见宫文祥:《中国环境法制战略突破口的另向思考---一个学术对话的尝试》, 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期。46 参见杨春洗、康树华、杨殿升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刑法学、犯罪学、监狱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606页。

自20世纪60年代, 环境权横空出世以后, 日益呈现基本权利属性, 时至今日, 被认为是维持人的尊严, 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36) 所谓防治, 是指预防和治疗。(4) 应该引导塑造正确的环境社会观。环境国家意味着, 各项国家权力的行使均应该体现并保护环境, 而且保护环境不仅仅是某项国家权力的内容, 需要所有的国家权力分工协作。33 参见竺效:《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立法拓展》, 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具体包括国家权力整体上应该对环境进行保护;国家权力应协调进行环境保护, 要求明确分工, 互相配合。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关于法官与审判管理者、监督者在权限与问责的比重和匹配度的规定，有明显的过渡性色彩，对法官的责任追究幅度明显高于与其对应的独立权限和职业保障[2]（P169-174）。

这意味着，消除生活逻辑与专业逻辑的对立，首先需要判断这一对立是否真实存在。这就要求法院能够抵挡得住外来压力，能够为审判人员营造出不那么严苛的氛围，而这涉及法院在宪法体制中作为独立国家机构的身份保障。另一方面，在个案中通过及时的责任追究虽可在短期内弥补司法公信，重塑司法形象，但局限于内部的责任兜底，遮蔽了结构性问题，将可能陷入内卷化困境。在这种两难情景下，必须借助宪法监督体系对审判权的外在监督。

如果能够将整体宪法体制的制度资源按照宪法逻辑导入法院（法官）—公众的传统二元结构中，就可借助整体规划下的内外合力超越局限于内部的制度繁冗和逻辑错乱，从而走出钱穆制度陷阱和内卷化困境。这种境况无疑是上述责任规避策略的诱因。

就此而言，结果导向的责任追究和压力传导型的责任追究，并非责任追究的方式。实践中，人们常将审判责任制狭隘化地理解为错案追究制，也由此引发关于错案追究的存废争议与审判责任制改革走向的讨论。这一功能是审判机关作为宪法体制独立机构的根基所在。只有对其在法院体制改革中的能为、限为和不能为有所区分，才能真正领会审判责任制的结构性定位及其功能。

以此切入可以发现，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处理，显非记录通报那样简单。在审判过程中，程序创造了纠纷当事人按照一定规则对话沟通的平台[7]（P25），这是程序性共识的要义。公正价值可具化为独立—专业—责任的要素体系，分别依托不同制度依次实现。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记录通报制度就是责任制的内在构成。

宪法体制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当下很多当事人因不满意裁判结果而上访，即使是胜诉一方也可能这样做，其中固然有利益最大化和偏执的因素，但作为审判机关，必须认真反思审判过程在容纳纠纷、消除不满等方面是否已经做到最好。

同时，在宪法体制运行层面，即使审判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也可能产生错案，这是反思错案追责制的另一视角。与此同时，由于司法腐败与审判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必要建立审判监督体系与监委会的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全覆盖的监督体系，这构成审判责任制体制安排的重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恰恰可以纠正此种偏差。充分的辩论对话是当事人尝试说服裁判者的过程，但裁判者的结果选择作为程序的终结，必然要对过程要素进行回应。作为责任制的施行依据，记录审判过程、阐述裁判结果与审判过程关联的判决书，应当特别强调说理，从而回应审判过程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争议，并阐明裁判结果的理由。依此逻辑，审判人员未能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就应承担审判责任。2.责任制对应于有效的法官身份保障，以审判资源优化配置为导向的员额制改革是审判责任制的协同。有必要立足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审判权宪法功能实现这一元点，重构审判责任标准。

单兵突进的责任制必将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在改革本身遭遇重重阻碍的同时，不仅不能对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发挥保障作用，反而还要承受审判权无法独立行使的连锁反应，甚至可能走向以责任来兜底的极端。然而，审判人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并不一定符合当事人和民众对裁判结果的朴素认知。

当然，也不能等到前序改革全部完成后再来进行责任制改革从人的社会化的双向性所得出的一个自然的结论应当是：法是人的社会化的工具和结果，人的社会化在制度层面必然引出法律的社会化问题。

四、软法责任的实现机制 遵从软法规范，在群体中往往表现为群体压力的结果。[6][意] T?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

[3]郭道晖：《法理学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实质上，软法规范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种结果，这些软法规范并非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它们一旦得到国家权力的承认或者默许，都意味着一种社会分权的实践，将国家的立法权、执法权以及司法权在相应领域转移到社会组织之中，从而以社会公权力的形式，确认了公民所享有的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尽管缺乏全球公认的国际立法机关和国际法的强制执行机关，但是从实效上看，国际法律规范已经取得了法律身份。初民社会中大量的禁忌和习惯，被原始先民奉若神明。

无论是由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产生的禁忌，还是各种生产禁忌、行为禁忌、宗教禁忌等禁忌形式，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功能和特性，即对人的本能行为进行限制，制止和预防潜在的危险，保护原始先民的生存，达到控制危害性自然力的企图。在初民社会里已经存在多种形式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就是法律的萌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运用综合的事实证实了这个结论。

群体目标或者群体领袖的权威也能够成为促使成员遵守软法规范责任的动力。[35][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第三，有些社会规范由社会认可(approval)、讥讽(ridicule)、驱逐(ostracism)、信誉(reputation)等执行。故驱逐的惩戒是促使群体成员遵守软法规范的最具威慑力的手段。

在法律发展史中，软法规范的诞生与公民社会息息相关：公民社会是社会公法的存在土壤。当一个人作了与社会规范不相吻合的事情，就会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心里就会有负罪感和羞耻感。这要求法律能够自我说明(即所有法律的适用对象都对法律的含义持相同看法)，并且不需要进行司法解释。目前学界对于在此意义上的法律社会化关注不多。

因此，设计法律机制应当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对人们不产生负面影响的制度优于产生负面的影响的制度。[36]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重复博弈的可能性随社团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信息传输随社团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更为困难，三是因为执行软法规范的成本与收益随社团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更为不对称。

最终，将通过有促进作用的经济诱因来获得同样的效果。尽管在那时并没有国家暴力机关来强制实施社会规范中对人们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

当然硬法同样可能存在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情形，但硬法的滞后问题可以通过国家有意识地采取措施来缩短硬法的修改和制定程序来解决。[32]参见田成有：《原始法探析——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的运动》，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